潘羅斯的企業增長理論
美國女經濟學家潘羅斯出版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論》一書，是一部繼承了熊彼特傳統，從經濟學角度通過研究企業內部動態活動來分析企業行為的經濟學著作。事實上，充斥于當代西方管理學文獻中的各種“基于資源的企業觀”（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全都是建立在潘羅斯的理論基礎之上的。
潘羅斯關于企業的定義（Penrose‘s Firm Definition）
潘羅斯所要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在企業的本性中，是否存在著什么內在的力量既促進企業的增長而又必然限制著企業增長的速率？注意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均衡論的顛覆。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中，企業的增長不過是給定產品產量的增加，企業的最優規模是其產品的平均成本曲線上的最低點；對企業規模的限制是對企業生產給定產品數量的限制問題，其結果由用來代表企業的產品成本和收益曲線的相互關系來決定；因此企業的增長和規模是由產品需求和供給的市場均衡力量來決定的。如果承認企業自身有能力改變其產品的成本和收益結構（如收益遞增），那么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石的均衡論就被動搖了。潘羅斯從企業的定義出發來提出她的主要命題。在她看來，工業企業的基本經濟職能是“為了向國民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依照在企業內部形成和執行的計劃來利用生產性資源。”她進一步區分了企業內部經濟活動和市場上的經濟活動：二者之間的實質區別在于前者是在一個行政組織內部進行的而后者不是。因此，潘羅斯把企業定義為“被一個行政管理框架并限定邊界的資源集合。”
從這個定義出發，潘羅斯把討論的重點放在企業的內部資源上。理解這個概念的關鍵之處是潘羅斯對生產性資源和生產性服務的區分。根據潘羅斯的論點，資源本身從來不可能是生產過程的“投入品”，投入品只可能是資源所帶來的服務。由資源所產生的服務是其被使用方式的函數——同樣的資源，當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不同方式，并與不同類型或數量的其它資源相組合，會產生出不同的服務。因此，資源和服務之間的重要區別在于，“組成一組潛在服務的資源可以在下涉及其使用的條件下被定義，而服務卻不能在這個條件下被定義。”服務‘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功能，一個活動。“
潘羅斯對資源和服務的概念區分具有革命性的意義。服務只能產生于對資源的使用過程，所以每個企業在其經營活動中所產生的生產性服務就必然是獨特的（unique），即企業特定的（firm specific）或其他企業難以模仿的。如她自己所說，“現存的管理人員提供從企業之外新雇用來的人員所不能提供的服務，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構成了除了他們自己的行動所無法擴張的行政管理組織，而且也是因為他們從在企業內部一起工作中獲得的經驗，使他們能夠對他們與之相連的特定群體的工作提供有獨特價值的服務。”
雖然潘羅斯沒有在書中使用能力的概念，但她的服務概念主要是指企業管理活動的服務，所以“服務”與“能力”的概念有相通之處。事實上，潘羅斯的服務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目前被廣泛使用的能力概念的早期表述下面我們會看到，潘羅斯認為企業使用自己擁有的生產資源所產生的服務是企業成長的原動力，所以企業的成長并非由市場的均衡力量所決定，而是由每個企業自身的獨特力量（即由使用資源所產生的服務或能力）所推動，而無論所有企業是否面臨著同樣的市場條件。
潘羅斯關于企業增長的內在動力（Penrose on Inner Dynamics of Firm Growing）
當資源被結合在企業行政管理的框架之下，對生產性資源的使用就會產生生產性服務，而生產性服務發揮作用的過程則推動知識的增加——這個邏輯是理解潘羅斯企業動態增長理論的關鍵。
潘羅斯認為，企業的生產活動受制于企業家可以發現和利用的“生產性機會”（the productive opportunity），所以企業增長理論實質上是對變化中的企業生產性機會的考察。生產性機會可分為主觀的和客觀的。客觀的生產性機會受到企業能夠做到什么的限制，而主觀的生產機會卻是一個企業認為它能夠做到什么的問題。關鍵的問題在于什么因素決定著企業家關于企業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想法，什么因素決定著“主觀的”生產性機會的性質和限度。因此，企業增長理論的目的在于確定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擴展企業的生產性機會并推動這種機會隨著企業運營的時間變化而系統地變化。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潘羅斯把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看作是關鍵變量：“……一個企業的‘預期’（expectations），即它詮釋所處環境的方式，既是企業家個人素質也是企業內部運營和資源的函數。”
論述企業的增長，首先要分析增長的限度。潘羅斯否認新古典經濟理論認定的對企業規模的三個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產品或要素市場以及不確定性和風險。她認為真正限制企業擴張的因素來自企業內部：“……企業現存管理人員的力量（capacities）心然在任何給定的期限內限制企業的擴張。”因為如前所述，這樣的管理服務是無法從市場上雇到的。但是，由管理力量所決定的企業擴張的限度不是固定不變的，是一個可以隨著管理力量的擴展而不斷退卻的限度（the receding limit）。
這就是說，既然企業的增長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長也心然會推動企業的增長。在企業有計劃的增長過程中，也可通過逐步吸收新的管理人員來增加管理服務。更重要的是，企業不僅生產產品，而且生產知識。管理服務的實踐可以產生新的知識，而知識的增加又會導致管理力量的增長，從而推動企業的增長。
潘羅斯是西方經濟學思想史上第一個強調企業內部知識創造是企業增長源泉的經濟學家。她把知識分為兩類：客觀的和經驗的。客觀的知識獨立于個人或團體之外，可以通過書籍。藍圖和語言向任何人傳播。經驗卻無法通過這些途徑來傳播：“它引起個人的變化——經常是微妙的變化，而且無法與個人分開。”同時，企業是一個超過個人簡單集合的實體：“它是一個有一起工作之經驗的個人的集合，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發展‘團隊合作’。”因此，管理經驗會產生內在于企業的知識。企業運營的經驗所獲得的知識增加會創造出許多生產性服務，如果企業不增長，新增的服務就不會得到利用。所以這些服務提供了擴張的內部誘因。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假設中，企業的知識在給定時間內不發生變化，所以管理服務的供給是固定的。因此，只要經濟體系的參數（如產品需求。要素價格。作為公共產品的技術等等）不發生變化，個別企業的生產機會就是固定的。如前所述，這種對企業行為的靜態設定是均衡分析所必須的。經濟人是否具有完全理性并不改變問題的性質，因為新古典經濟理論設定的個人理性是天生的，而不是通過經驗發展出來的。潘羅斯關于經驗積累——知識增加——服務增長的動態框架則否定了靜態均衡分析規定的企業被動性：“一旦承認運營和擴張過程本身與知識增長過程密切相連，那么立刻就會清楚，一個企業的生產機會甚至在外部條件或基本技術知識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時都將發生變化。”所以潘羅斯的企業是一個學習企業（a learning firm），動態企業的概念可以由此而生。
潘羅斯關于經驗知識的見解產生出對企業計劃活動的不同詮釋：“全面的計劃要求許多個人的合作，而這要求相互了解。”對潘羅斯來說，合作需要時間井影響生產性服務的型式（pattern）。因此，計劃的功能并不僅僅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而對市場協調資源的替代（科斯的論點）。不僅如此，從特定企業的經驗所產生的知識還會是獨特的：從團隊合作中獲得的經驗“不僅使個人的集合能夠成為一個工作單位，而且發展出關于行動可能性和團隊自身即企業行動方式的不斷增長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增加不僅引起企業與外部環境變化無關的生產機會的變化，而且對每一個企業生產機會的”獨特性“（uniqueness）發生作用。”有效的管理服務來自團隊合作的經驗，而知識的經驗性則決定生產機會的獨特性。這是后來被概念化的所謂獨特或難以模仿的企業能力的最初的理論表述。
外部環境對企業的擴張既有誘因（如市場需求量的增加和新技術的出現等等）又有障礙（如獲取技術知識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困難等等）。潘羅斯則著重從企業內部分析企業擴張的誘因和障礙。根據潘羅斯的分析，企業有獲取剩余物質和人力資源的傾向。第一，由于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資源會被批量地購進，所以一些服務會“成捆地”（inblund1es）獲得，哪怕企業當時只需要某一種單一的服務。因此，企業內部總會存在著未被利用的資源。剩余資源的存在是效率的損失，所以只要任何資源沒有在當前的運營中被充分利用，企業就存在著利益動機，來找到能更充分利用它們的途徑。第二，生產性服務會在使用資源的過程中不斷創造出新的知識來。而知識的增加總會“使用服務的可能性隨知識的變化而變化。隨著關于資源的物理特性，關于使用資源的方法，或關于有利地使用產品等方面的知識增加，更多的服務就會出現，以前未用的服務會被利用起來，而已用的服務又會成為未被利用的。于是，在企業人員所擁有的知識類型和從企業物質資源上可獲取的服務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正是因為這種生產性服務和知識創造之間的動態互動關系，新的管理服務在企業的增長過程中會不斷被創造出來。增長意味著管理資源被用于發展新的管理系統。但是，每當一個管理系統被建立起來，而管理程序成為慣例，閑置的管理資源就會出現。除非企業愿意忍受管理資源的閑置，管理者就必須找到使用這種資源的新領域。所以，企業管理者受到內部的壓力來尋求增長和創新的新途徑。總而言之，“對有進取精神的企業來說，未被利用的生產性服務同時是對創新的挑戰，對擴張的激勵和獲得競爭優勢的源泉。它們促進了在企業內部引人資源的新組合，即創新。”
短期內，現有的或者可被吸收于現存組織中的管理服務限制著企業的增長速率。但潘羅斯并沒有給企業的最終規模設定一個限度。用她自己的話說：“企業這種改變自己行政管理結構的能力，可以使企業里的許多人在不損害企業的實質性團結的前提下作出真正判斷性的、非慣例的管理決定，這使我們很難有信心去說存在著某一點，企業達到它時會太大太復雜，以致無法有效地被管理。”因此，潘羅斯認為富于進取精神的企業具有不斷的擴張激勵，也不存在著對這些企業絕對規模的限制。這個論點與新古典經濟理論關于企業只有一個“最優”規模的見解涇渭分明。
但是說企業的規模很難存在著限制并不是說較大的企業會比較小的企業更有效率，因為在潘羅斯的分析中，效率來自動態的擴張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expansion）或增長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growth），而不是來自靜態的規模經濟效益（economies of size）。無疑，較大的企業享有較大的擴張經濟效益：“大企業的巨大威望建立在它探索。試驗和創新的能力上：正是這種能力，結合它的市場地位……給予它許多擴張經濟效益。”但擴張經濟效益并不自動轉換成規模經濟效益：“增長經濟效益是個別企業可以使用的內部經濟效益，它使企業在特定方向上的擴張有利可圖。它們是從企業所擁有的生產性服務的獨特集合中衍生出來的，并為該企業創造出在向市場提供新產品或更多老產品方面對其它企業的區別優勢。在任何時候，這種經濟效益的出現都是未用的生產性服務在企業內被不斷創造出來的……那個過程的結果。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規模經濟效益。”換句話說，“增長經濟效益的顯著特征之一是這些效益依賴于特定企業的生產性資源的特定集合，而且對這些資源所提供機會的利用也可以和企業的規模沒什么相關。”因此，“增長經濟效益存在于所有規模的企業，所以從企業的觀點和整體經濟的觀點兩方面來看，任何規模企業的增長都可以是對資源有效率的使用。”
另一方面，當擴張完成后，較大的企業并不必然具有規模經濟，它們所新建的分部或工廠經常可以在不損失效率的情況下被分立出去。如此這般，“我們于是有了一個有意思的悖論：企業的增長與社會資源的最有效使用相一致；而過去的增長結果——在任何時候所達到的規模——卻沒有與此相應的好處。每一個增長的相繼臺階對企業都有利可圖，而且，如果利用不足的資源得到使用，對社會都有好處。然而，任何擴張一旦完成，擴張的原始理由就隨著新的增長機會的出現和被發掘而變得沒有意義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道理說大企業從整體上比它的各個部分獨立地運營和增長更有效率。”
潘羅斯是把增長過程定義為對不斷產生出來的未利用資源的利用，而對未利用資源的發現則主要是知識的增加所推動的。從這種觀點出發，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有效使用資源，而停滯則導致低效率，不管已經達到的經濟規模有多大。這個結論無論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還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都是一樣的。
潘羅斯關于企業擴張的戰略方向（Penrose on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Firm Expanding）
與新古典經濟理論把企業的生產要素設定為同質的（homogeneous）不同（沒有這個假設，自由價格體系導致育場均衡的分析就難以成立），潘羅斯認為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企業家服務（entrepreneurial services）。“多數資源可以提供出許多不同服務的事實對一個企業的生產機會具有重要意義。是從企業的資源中可以得到的生產性服務的異質性，而不是同質性，賦予每個企業以獨具的特征。不僅一個企業的人員可以提供一系列不同質的獨特服務，而且企業的物質資源可以不同的方式來使用，這意味著這些資源能提供不同種類的服務。”用當代管理學文獻中的語言來表達這段話的含義就是：企業的內部資源對企業的戰略具有重要的影響。但個別企業的擴張戰略是否具有共同的基點呢？這個問題首先涉及到企業擴張的方向問題。
企業擴張的方向必須從企業“繼承的”（inherited）資源，即以前獲取的資源，及其為日常生產和擴張而從市場上新獲取的資源之間的關系來理解。事實上，“企業任何計劃的起點由企業的資源及其提供的服務所限定。”這是因為管理者和企業家的思想，經驗和知識與企業所運作的各種不同資源之間有著緊密聯系。“每一個企業只關心有限范圍的產品，并將其注意力集中于從整體市場中選取的特定產品-市場。有關產品-市場的選擇必然決定于企業‘繼承的’資源，即企業已有的生產性服務。”
這種歷史繼承關系必然影響到企業競爭和擴張的戰略：“在某些專門制造領域高度的勝任（competence）和以技術知識為基礎進行多樣化和擴張是（美國）許多最大企業的特色。這種類型的勝任與市場位置結合在一起是一個企業所能發展的最強大和最持久的陣地。”很顯然，這種陣地構成企業的核心資源和在競爭環境中繼續增長的基本武器：“長期內，一個企業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長并不那么取決于能組織生產大范圍多樣化的產品，而更取決于有能力建立一個或更多的寬闊而相對堅不可摧的‘基地’，從這些基地出發企業能夠在一個不確定的，不斷變化的和競爭性的世界里調整并擴展它的業務。重要的考慮并不是生產規模，也不是企業的大小，相反，而是企業能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陣地的性質。”就通過兼并的擴張而言，理論邏輯也是一樣的。由于可使用的生產性服務限制著企業擴張的速度，所以“沒有任何企業可以在任何給定期限內兼并每個在其視野中的可能的企業；它必須選擇，而且因為錯誤可能代價高昂又無法彌補，它會選擇那些看來最有可能補充或填補其現行活動的企業，部分是因為它的管理層的偏好和經驗，部分是因為這些企業好像會盈利更高。”因此，“一個企業現有的資源不僅限定通過兼并的成功擴張的范圍，而且還會影響外部擴張的方向。無怪乎對合并和多樣化的調查表明只有少數企業進入完全不相關的領域；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合并企業之間也存在著比馬上能看出的更多的聯系。”。潘羅斯關于企業擴張戰略必須以其最具競爭優勢的資源和服務為基礎的思想，為后來被其他學者發展了的企業核心能力的概念奠定了理論基礎。
潘羅斯論企業與競爭（Penrose on Enterprise and Competence）
在50年代，競爭主要是指（美國）大企業之間的競爭。競爭所經常采取的形式是新的產品。工藝和組織形式，而不是價格。在這個背景下，潘羅斯加入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斯的行列論證說，一個由小企業組成的經濟創新能力弱。原因在于只有大企業才能控制市場，而控制市場對創新者回收成本是必要的。沒有對市場的控制，免費就餐者可以不付成本地模仿并出售創新。用潘羅斯的話說：“……對產出。市場和價格的控制必須握在承擔了為不斷提高產量和不斷改進產品所必須的‘發展成本’的企業的手中。”企業的問題在于它們不控制市場卻反而被市場所控制。同時，如果競爭限制新的競爭者的進入，未被填補的空隙將成為對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為如前所述，大企業不可能追求所有的增長機會。
與熊彼特認為工業組織將被更少但更大企業所主宰的預言不同，潘羅斯的分析意味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對她來說，相對于小企業的大企業的構成不是由生物或技術性決定的。這是因為“競爭同時是上帝和魔鬼。”基本的矛盾在于：“競爭是大企業之間斗爭的實質，它引發并幾乎是強迫大企業從事廣泛的研究和創新，并證明整個體制合理；同時，大企業期待對它們努力的獎賞，但它們能有這種期待恰恰是因為競爭可以被限制。”問題不在于大企業對經濟是好還是壞。這種判斷取決于企業的處境和行動；問題在于因為大企業必須要求控制價格以取得收益來資助產品創新，而恰恰是這種權力本身可以被用來樹立市場進入的壁壘，從而阻礙為刺激創新所必需的競爭。這還意味著管制政策或工業政策不能建立在最優企業規模的簡單法則基礎之上。
通過論證生產性服務是在行政協調下使用生產性資源的經驗函數，潘羅斯在繼承熊彼特傳統的基礎上，把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強調市場均衡力量所抹殺的管理功能重新引人經濟分析。作為塑造公司遠大目標。組織和文化。預見各種變化。制定競爭戰略和發現未來機會的解釋性變量。這正是為什么潘羅斯的企業增長理論被看作是當代企業戰略管理學一個理論根源的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潘羅斯把知識的增加定義為基于內部資源的企業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世界經濟日益轉向以知識為基礎今天，潘羅斯的學習企業的概念為理解新的經濟變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工具。幾乎所有當代動態企業能力理論的核心概念，如基于資源的戰略。組織慣例。企業獨特的能力。企業內部的知識創造和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等等，都可以在潘羅斯的企業增長理論中找到直接或間接的表述。
